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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的评价标准

发布者:发布时间:2016-4-14点击次数:

——答复旦大学“人文社科评估标准项目”课题组问

陈平原(北京大学教授)

 

一、“我不相信刊物的级别问题,好的杂志有很严格的评审制度,它会把不好的文章卡住,但是也会把棱角鲜明的东西卡掉。”

采访人:您认为发表论文的数量在学术水平衡定中应该占多大比例?

陈平原: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数量太少不合适,太多则没必要。我当年做系主任的时候定了标准,每年统计时,发表多少篇以上的不算。只希望大家一年能发一篇正式论文,且不要求核心期刊。因为作为学者,长久不写论文是有问题的。而且,人文学科很难有一篇论文定乾坤的。专业不一样,如研究当代文学能写很多,但有的专业,比如音韵学,一年能写一篇就了不起了。此外,之所以不强调核心期刊,是因为评审刊物的制度,在我看来有问题。学术界其实有自己的看法,哪些杂志比较好,大家心里是有数的。为了保底,我做系主任的时候,定了几十种大陆、港台以及日本的学术杂志,鼓励大家投稿。英文杂志没必要,因为学校已有奖励了。为什么另起炉灶,因为现有的评价体系存在一些问题:第一,集刊没进来。很多集刊专业性很强,学术水平高,但它不在评价体系里面。第二,我不相信单位级别能够决定杂志级别,杂志级别决定论文质量那一套。所谓特级、一级、权威杂志的划分是有问题的。就拿《中国社会科学》来说吧,它们有很严格的评审制度,会把不好的文章卡住,但也会把特立独行、棱角分明的东西卡掉。你看最近二十年,对整个中国学界有巨大影响力的论文,有多少是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反而有些民间性质的学术集刊,能保证特立独行、前沿性的思考和表达。所以,我更看重作者和论文,以及学界的反响,不太相信杂志的级别。

重不重杂志,看什么样的杂志,以及他们选聘的评审专家。理工科论文有影响因子作为判断的依据,但也不是绝对的。人文学的情况更复杂,好论文不见得发在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用图书馆学家的眼光与方法来引导学术,不是一个好的思路。

二、人文学科的转引率可作为参考,但价值不大。

采访人:您认为人文学科的论著被转载率和引用率有多大的价值?

陈平原:不能说没关系,但是关系不大。现在有的杂志明言,要在本杂志发文章,最好引用我们杂志的论文。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很多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和话题,因为你做得很好,一锤定音,把问题都解决了,人家不跟着做,也都不引用。反而是那些争议性很强的,大家都引,或拿来当批评对象。所以,正引、反引、详引、略引是不一样的,但计算机并不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人文学著作的引用和自然科学的引用不大一样。但我承认,这个指标可以列为参考,因为人文学的领域很广。如语言学这方面做得比较规范,引用率很重要;而做文学的,普遍不太爱引用别人的话。有的专业喜欢天马行空,有的专业则强调知识积累,这是不一样的。   

三、职称评审中,第一,要取消名额制;第二,要改内部评审为外部评审。外部评审,可以通过匿名评审和学校保密两方面来避免人情压力。

采访人:关于学术委员会的构成,除了学校级别的学术委员会,下面应该到几级学科?

陈平原:北大基本上是以院系为单位组织学术委员会,有的院系有两个一级学科,如历史系;当然也有自身学术水平不够,须与其他院系合组学术委员会的。但说到底,只要是内部评审,表面上尊重专家,其实还是不够专业。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即使是正常状态,也会严重受制于人情。

采访人:您认为网络、电视等媒体的关注度,是否可以用来为人文学者的影响力加分?

陈平原:没有关系,而且不应该。你愿意上电视,没有问题,但除非你是做新闻传播研究的,如果不是的话,粉丝不能成为评价标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大学的人文学者,参加大众媒体活动,相比其他国家要多得多,获得荣誉、名声也更容易。但主要问题不在这,关键是教授评审制度很难改变,一般都是大学人事部门下达名额,然后院系学术委员会做评议。所以,对你的整个评价,是你在系里面的名声、人际关系以及教学科研等一大堆因素综合在一起。在国外或港台大学,不是这样的。到时间了,你愿意的话,我给你送出去评审。主要评审你的论文和著作,论文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但这前提是保密,如果有人不服气,学校只给你看评审的结论,你无法追问是谁评审的。而在中国大陆,都知道谁在评审你。所以大陆的整个评价体系,客观上成了内部评审。我常说,一定要改内部评审为外部评审,否则,很容易让人情代替学术。我们的职称评审有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是名额制,在欧美大学没有名额的说法,只问你合格与否。这个制度不改变,每年同事之间的竞争会非常残酷,久了就会变形,各种下三滥手段就会出来,导致人际关系成为必须时刻经营的东西。这对于全心全意做学问的人非常不利。会鼓励这么一种风气,也做一点学问,但花很多精力在人际交往上,从而严重限制了中国大陆学术水平的提升。

所以我才再三说,第一,要取消名额制;第二,要改内部评审为外部评审。若怕标准不同而导致放水,可以让若干名校组成联盟,我们互相评审,用这个办法,是能解决弊端的。否则,那些学问好而不擅长经营人际关系的人,在这个环境里,是很难评上的。这个制度之所以难改变,可能是权力问题,学校不怎么愿意放权。还有就是教授的比例问题。但这本来不应该是问题的,美国越是好大学,教授的比例越高,他们并没有比例限制这一说法。

采访人:外部评审怎么避免人情压力?

陈平原:第一是匿名评审,第二是学校保密。这不应该由院系来操作,应该由大学的相关部门来操作。主事者签订保密协定,泄密会被开除。作为申请人,你有权提供一个名单给他们,选哪些,他们来定;最后收回来的评议,如果有强烈争议的,可以另外找人。如果不是的话,主事者不可能改变这个结果。这套制度在国外玩得很熟,谁触犯这个制度,是会被赶出去的。但是在中国的大学,既不能真正尊重外部评审,也无法保密,这个制度做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参与这种评审,一般是没有报酬的。但比如哈佛大学选聘讲座教授,看得上你,才请你来做评审,这是一种荣誉。所以,不是钱的问题。不管有没有评审费用,即使有也不多,教授们也都会认真做的。对大学来说,选上一个好学者,是管二十年、三十年的,所以值得投入精力。而且,好大学的著名教授,你在这个位置上,就有义务做这个事,所以,不会计较钱的事情。

    四、我不觉得项目经费与学科水平有直接关系。以金钱来衡量学者和成果,在我看来,是很不准确的。

采访人:重大项目申请获批,能否真正体现该学科的学术水平?

陈平原:我不觉得项目经费与学科水平有直接关系。我常说,人文学如此拼项目是不对的。因为,给钱不一定就能做出好学问。经费和学问是两回事,在很多人那里,甚至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项目经费对于社会科学和理工科特别重要,但对于人文学科的意义不是很大——除非你做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资料搜集等。现在很多大学评教授,已经从研究成果退到了研究计划。我们以前看你的科研成果如何,不问你得到了多少钱,哪里来的科研经费,也不追究整个运作时间的长短。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变成了“计划学术”,一开始就告诉你几年完成,准备写几章,需要花多少钱,将来成果是什么样子。以金钱来衡量学者和成果,在我看来,是很不准确的。我不反对年轻学者积极申请课题费,但你拿到了,必须心里明白,这跟学问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必须等课题完成,著作出版,且得到学界好评,这才可以挺直腰杆。

采访人:您觉得学校或国家的科研经费分配和投入,能否反映学者的学术地位?

陈平原:我反对用得到多少经费来看待一个学者。评判学者,既要看他的学术成果,也看他的教学情况,唯独拿多少钱不重要。而目前的状况是,科研经费在评估体系中起了太大的作用。有些擅长编列预算做大项目的,把很多年轻学者拖进去,把一届届博士生、硕士生也拖进去,弄不好,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呀!我们培养博士,是希望他们训练有素,独立思考,将来才能走出一条新路。若都投进了老师的项目里,以后他们毕业了,怎么可能独当一面,迅速成才?博士论文是通过了,但出去以后怎么办?他不太可能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和能力的。正因此,我不太喜欢“领军人物”这个词。“领军人物”已经内在地规定了你必须号令天下。作为人文学者,我更喜欢“独行侠”,千里走单骑。学科不一样,一个好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不需要很多帮手,也不需要很多课题费的,关键是心境、时间及空间。  

五、“希望各个专业有青年学术奖,可以规定参加者的年限,组织有公信力的专家,来帮助选拔。”

采访人:国家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奖项能否体现学术水平?

陈平原:在中国目前的评价体系里,教育部颁发的人文及社会科学著作奖,是最重要的。任何一个评奖,都可能是有问题的。但相对于其他评奖,这个奖项的评价标准比较严格,也大致公允。但有一个问题,为了管理方便,教育部规定每个大学要推荐多少著作参加评奖。这样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因名额限制,年轻老师上不来。若校门都出不去,年轻人很难进入全国性的竞技舞台。有感于此,从去年起,我全面退出此类评奖,因不想成为年轻人往上走的障碍。所以,请记得,评上的著作大都不错,但不见得是最好的。第二,因为著作是各个学校推荐上来的,评委有义务为自己的大学争取。每年到了那个时候,重要奖项和重要基金评审,若请你参加,学校会恳请你不要推辞,因为你在场,会有比较好的效果。所以,有时候会评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和书,那就是由于各方妥协的结果,说得不好听,是各个名校在“分赃”。还有一个技术性因素,评审的时间很短,书的数量又很多,评委只能勾选熟悉的名字。

采访人:您觉得如下想法是否可行——成立一个顶级专家团,将他们几年内所看到的好的论文、著作,尤其是年轻人的论著,列一个推荐榜单。时间久了会形成公信力和权威力。以后可以根据这个榜单,作为其他高校挑选人才时的依据?

陈平原:教育部曾组织评审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而且给予重奖。在我看来,效果并不好。博士毕业5年后,那时候影响出来了,评奖才比较可靠。不然,单靠答辩期间的互相推荐,那是不作数的,也很容易被有心人操纵。希望各个专业都有很好的青年学术奖,规定一个年限,多少岁以下,他们的著作或论文可参加评审,然后组织有公信力的专家,来帮助选拔。只要拿到这个奖,就等于得到学界的认可,以后发展比较顺利。困难在于,博士毕业找工作,那时候还来不及出大成果,也没有此类奖项可以“担保”。

采访人:有些年轻老师讲课好、学问也好,但是论文项目等硬指标不够,所以无法升职。像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吗?

陈平原:若真这样,学术委员会可以敲定。特殊人才,必须有著名专家推荐,且必须通过学术委员会来判断。论文数量少,但质量很高,那就请这个领域国内外最著名的教授来做鉴定,学术委员会若相信这个鉴定,那就报上去。院系以及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必须有这个担当。但这个权力不能随便或经常使用,理由必须十分充足,经过慎重考量才能使用。    

六、“学术会议一旦成为评价标准,就要求统计,一统计就会成为流水线作业,会丧失原来学术会议的意义。”

采访人:院系主办学术研讨会能否可作为衡量该学科发展水平的指标?

陈平原:如今各个大学经费充足,组织国际会议已是家常便饭。看学术水平,与是否开会关系不大。但是,评判院系和评判学者,是两个不同的标准。若评判院系,组织很好的学术活动,当然应该加分。但评判学者,就不应该这样。现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很多,不能说多参加会议的,学问就一定大。认真筹备的学术会议,确实可催逼你做研究、出成果。但一旦成为评价标准,就会要求数字,一统计就会成为流水线作业,丧失原来召开学术会议的意义。以前我们很重视参加学术会议,可现在会议太多了,会场越来越松散,很多学者并不认真对待,变成以交友、聊天及旅游为主。

采访人:参加政府决策咨询会或者报告获得批示能否提高学术声誉?

陈平原:这取决于你的专业。社会科学需要尽可能介入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中,人文学科却不是这样。努力获得领导批示,我不觉得是人文学发展的方向。  

七、“如果把学生的指标带进来,容易变成学界和权力的互相勾兑。”学生的成就可以统计进来,但在职生不能算入其中。

采访人:著作、创作、译书、编书,是否都应该纳入考察范围?它们各自的权重应该是多少?

陈平原:编书算不算,要看学术分量,有的书没有多少内涵,有的书却编得很认真。除了你说的这些,还有古文献专业的业绩如何统计。有的校勘很重要,可以当著作,有的就不行,这个必须尊重专业评判。翻译也是这样,不能一概而论,若翻译学术著作,而且是比较艰深的,还有学术性注释的,那当然是学术成果。一般来说,翻译文学作品,尤其是畅销书,不算你的学术成果。在大学教书,文学创作也是不算学术成果的,这点大陆与台湾不一样。在台湾,著名作家要转型当大学教师,必须读博士学位,而且从助理教授做起。大陆高校为了装点门面,喜欢聘名作家,而且一聘就是教授,还不用上课。

采访人:学生的成就是否也能算进老师的个人成就,成为一个评价标准?

陈平原: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学生。最近二十年,各大学纷纷开始招在职研究生,目光远大的教授,专门招领导或名人。有一个大学教授很得意,说他不招副厅级以下的学生。除了政府官员,还有社会名流以及企业家。若你将此统计在内,就很容易演变成了官学或商学之间的互相勾兑。教授有了很多地位很高的政界、军界、商界、学界以及文坛的在职研究生,而这些本来就出名的学生,反过来烘托了教授的光辉形象,此风不可长。我的建议是,若统计学生业绩,在职生不在其列。

 

《中华读书报》2016-04-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