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阅读推荐 > 学术生态失衡病因何在

学术生态失衡病因何在

发布者:发布时间:2016-3-14点击次数:

阮炜(深圳大学)

 

管理是应该的、必要的,但管理不应扭曲为管制。管制的心态必须让位于服务的热情。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目前我国支持创新的学术氛围还不够浓厚,仍然存在科学研究自律规范不足、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学术活动受外部干预过多、学术评价体系和导向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这段话尽管稍嫌笼统,没有点出问题症结所在,实则已承认因急功近利之风的盛行,我国学术生态严重失衡。这里首先要问的问题是:人文学术生态失衡有何表现?主要表现有二:一曰业绩评估行政化;二曰学术机构官场化,或大学官场化。

 

业绩评估行政化

   这里“业绩评估行政化”的“业绩”并非指教学业绩,而是指研究业绩;“行政化”主要指行政权力膨胀,过多涉入、干预学术管理。在中国高校,量化管理早已是常态,近年来各高校对排名的痴迷更大大强化了这种倾向。对人文学科来说,这十有八九是非理性的量化管理。它有何表现?首先表现在刊物迷信或崇拜上。具体说来,就是用行政权力把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刊物奉为“顶级”、“权威”或“一类”、“二类”等等,学者在其中发文章,不仅被给予以“政治待遇”如创新奖之类荣誉,还伴之以丰厚的金钱奖励;不属于此范围的刊物则不承认其价值。在这种粗暴的管理中,最可能代表学者观点和水准的学术专著,其价值即便还没有被完全否定,已很难得到承认了。对“发展中大学”(排名前十甚至前五之外的都可纳入此列)来说,这种做法可能会起到一些激励作用,但其负作用同样明显,即,进一步加剧本已十分严重的贫富分化,同时又因把奖励范围之内的刊物抬得过高,给予其过大的权力,为有关机构和人员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再度造成社会不公。姑不论编辑能否人人廉洁自律,即使真能做到了,也因工作性质的缘故而并非总是具有最高水平,总是处在学术最前沿。大搞刊物崇拜,后果必然是放弃高校和研究机构本应该具有的对研究成果价值的最高评判权,而把刊物当作学术水准、学术真理的最终裁定者。这里得表扬北京大学,在目前我国癫狂的学术生境中,它居然没有发疯,仍能看重成果本身而非所发表刊物,对所有“核心”刊物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搞区别对待,尤其不搞金钱奖励。

  

   近年来又有了一个新动向,即,用行政命令把境外的SSCIA&HCI刊物奉为至上,捧为“顶级”中的“顶级”。这是管理部门不做调查研究又急欲政绩的结果。凡是认真做研究并与国际学界保持联系的学者都知道,这种评价方法问题太大 -- 很多SSCIA&HCI文章既平庸,又跟中国现实隔阂太大,根本不应当作标杆。一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是,人文学术不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非总是中性、客观的,而必然带有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判断,而其问题意识和价值判断的形成,又必然深深打上其所属国家、文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烙印。不分青红皂白,把SSCIA&HCI刊物一概奉为权威,其中有些甚至被捧为权威中的权威,就不啻把人家的问题意识窃为自己的问题意识,把人家的价值判断攘作自家的价值判断了,其荒唐可笑,不言而喻。可是很多大学包括最著名大学在内,偏偏就这么做了。最诡异的是,我国人文学者到国外,发现国外大学同仁们并不看重这些东西;问及是否把SSCIA&HCI当作最高的或者重要的评价标准,他们十有八九会一脸茫然,不知你在说什么,更不知该如何回答。即便港大这种亚洲大学翘楚,也并没有规定SSCIA&HCI刊物非得视为“顶级刊物”不可。问题是:为何如此怪诞的事竟然发生了?很明显,是由于管理部门权力太大,追求政绩太过心切,却又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自律,因而得以滥用权力,搞学术“大跃进”。结果是学科尊严扫地,学科规律得不到起码的尊重。

  

  但量化管理的最突出表现还不在刊物迷信,而在项目至上。何为“项目至上”?用行政权力把人文学项目视作学术评估的一个关键要素,即项目至上。比如,没有一个国家项目或至少一个省部级项目,你学问再好,也不给评教授、副教授,更不给当博导。对于大多数理工医农学科来说,项目是重要的,对某些社会科学学科而言,项目也是必要的,可是人文学科大不一样,在已有的图书资料条件下(各单位图书馆、省市乃至国家图书馆,以及网上资源),只要有一部电脑、几本书,就可以做研究,根本不需要项目。人人心知肚明,没有项目,人文学不仅可以搞,甚至可以搞得更好,因为不用绞尽脑汁编故事填表以争取一笔并非必要的经费,也无需费尽心血编故事填表以便通过“考核”,顺利“结项”,而可以一心一意搞研究。就其本质而言,项目就是一笔钱。没有这笔钱,人文学者照样能著书立说,这是人文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考虑到申报项目费时费力费勾兑,而项目又根本不能与真实学术水平划等号,人文学科的业绩评估实在应该对项目减分,而非加分。问题是,比之学术专著或者论文,项目有级别之高低、经费之多少,很容易被量化,如某单位一年共获多少国家项目,多少项省部级项目,所获项目共值多少万人民币,而管理者又急欲建功立业,所以总被拿来说事炒作。久而久之,中一个国家项目,竟有科举及第、范进中举般的荣耀,其所获关注和奖赏竟可能大大高于在顶级刊物上发文章。还有比这更荒唐的?

  

  如果说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还有一定的公正性可言,用行政权力炒作起来、动辄几十上百万元的“重大项目”,则大不相同。姑不论重大项目必然是集团作战,违背人文学科的个体主义性质或规律(古今中外人文学成果无不是个人成果;稍稍浏览一下国外学者网页,就会发现,那里的人文学者并不做项目,并不展示项目,只注明研究方向及成果),评审过程中存在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单位公关或“跑部”行为,同样极不正当。这给予项目下达方即有关部门和个人极大的权力。权力导致腐败,本不该有的权力必导致本不该有的腐败。要知道其中腐败究竟多么严重,得有丰富的想象力。如果单位公关真的是为了一些学问大、威望高的学者,倒也情有可原,但事实远非如此。据研究,“近三年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成功申报者中,80%以上是书记、校长或院长”。[ 唐志军,《徘徊在大学中的权力幽灵》,《东方早报》201434日。] 这里不可能没有权力交换。我国高校一个司空见惯的情形是行政权力挤压学术、打压学术,故而通常有官衔的“学者”才能申报重大项目。他们心思原本不在学术,更因整天忙于政务,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来真正搞研究,于是便凭手中权力来当老板“做”项目,让一大帮缺乏资质者为其打工,“成果”质量如何不难想见。他们不仅藉手中权力拿到项目,“做”完项目,还借手中的权力,愣是把只是一笔钱的东西忽悠成一个重大学术成就,然后再藉此获得更大的权力。这还不是腐败,什么是?如今,权力和项目都已是硬通货,可以互换。权力即项目,项目即权力。权力如此膨胀,哪还有公正可言?这种做法体制性地制造不公,虚耗公帑,摧残学术,于学术环境有百害而无一益,长此以往,必将彻底毁灭人文学术。是时候废除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了。

  

大学官场化

  

  学术生态失衡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学术机构官场化,主要是大学官场化。何为“大学官场化”?简单说来,就是权力干预学术,行政权力僭越学术权力;就是大学不按大学的规律来办,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在官场化的“大学”中,依靠一点“学问”而混上教授者一旦做了领导,其“学问”立即自动成为第一,在成果排名、分房子、拿大奖、成果署名、出国考察、开会排坐次、学会当会长等方方面面,无不排在有学问而无头衔者之前。捞取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有官衔者也大占便宜。

  

  在这种生境中,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教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做学问,最后发现多年来白辛苦了 -- 除了少数真心向学者承认你的学问和成就,你就只剩下一个可被调侃的教授空衔,从上到下真没有人把你当回事。就算你已经是教授,而且学问大,声望高,资历老,甚至再加年岁大,可在分配办公室一类事情上,你绝对只能排在没什么学问却有官衔的年轻人之后。因为人家是正式任命的院长、副院长。你也绝对不可能像有官衔者跑项目、跑重点(所谓“路部钱进”)、坐主席台,动辄“作指示”、“指导工作”、“发表讲话”那么风光。甚至向本科生介绍某老师是某方面的著名教授,他们肯定面无表情,可一听说某人是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眼中立马放出艳羡的光芒。大学中政治多么荣光!权力多么牛气!

  

  如此这般,怎可能不劣币驱逐良币?长此以往,会办出何种“大学”?你难免会心生疑窦:当今中国还有没有大学?如果真有什么“大学”,那也很可能是伪大学、以假作真的大学的大学。如此“大学”,会导致什么样的大学文化?不难想象,会养出一种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根本无缘的大学文化,一种毫无学术自主性、学者独立性,故而奴性十足的大学文化,一种对权力作揖磕头、不愿创新也不能创新的大学文化,而学术之所以不能自主独立,之所以奴性十足、崇拜权力、缺乏创新,根本原因又在于官场权力压倒了学术权力,官场逻辑僭越了学术逻辑。在这种大学文化中,有官职者垄断了关键性的符号资源和大量的物质资源,其结果不是伪学术高高在上,藉权力作威作福,真学术却被剥夺了尊严,还能是什么?除中国外,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会盛行这样的官场文化?

  

  大学不按大学逻辑而按官场逻辑来办,必然产生这样的导向作用:一是学而不优则仕。二是学院或院级单位数量泡沫般增长,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头衔满天飞,想躲都躲不了。相比之下,国外大学包括哈佛、耶鲁、东京大学等名校在内,一般只有十来个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干脆不设学院,几百个系科直属大学。

  

总体看,教师晋升职称主要看学术成果,而非领导的个人意愿;新人要进入教师队伍,也主要看学术实力。既然如此,为何有如此多的大学中人望官、媚官、跑官、争官?这难道不是因为主导中国大学的,不是学术而是权力,即便那只是一种符号性权力?很明显,大学官场化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腐败,甚至是一种灰色犯罪。在国民收入仍然低于或勉强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且依然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国情下,官场化的“大学”很大程度在假学术之名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如此这般所造成的危害,比通常所谓学术造假、剽窃或抄袭不知要大多少倍!

  

管理不应扭曲为管制

  

  学术生态恶劣的病原固然在于业绩评估行政化、学术机构官场化,但这些病症(全世界大学管理都会数目字化,但没有一所大学达到了中国大学这种荒唐程度)的病因在哪?以上讨论已多少回答了问题。病因就是权力至上,权力干预学术,行政权力僭越学术权力。稍稍关注一下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学术管理,便不难发现,人家奉行的是无为而治的哲学,管理部门的权力隐隐然若有若无,或表现为服务的权力、低调的权力。而我国有一个自上而下、权力极大的严密管制体系(中宣部、省市校各级宣传部、教育部、省市教育厅局和高校科研处等,以及各级人文社科基金会),而且在位者毫不迟疑地高调运用权力,很多情况下滥用权力,并不考虑这么做会给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带来何种危害。

  

  公平地讲,这个金字塔式的严密体系并非全无功劳,在促进中小学教育发展(暂不论应试教育的是是非非)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是,权力极大且高调使用权力的管理部门的存在,对大学发展、学术进步意味着什么?这无需论证。人所皆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大学发展、学术进步的灵魂。没有起码的自主地位和起码的独立精神,学术便不可能有发展和进步。难道几十年来中国大学和学术就没有发展了?当然有。我国大学不仅有发展,甚至可以说有较大的发展,这跟经济发展之间有一定的联动关系。可是很难说,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研究--取得了相应的进步。果真如此,各高校管理者就不会把SSCIA&HCI奉为神明,鼓励中国学者把发达国家的问题意识窃为己有,把西方人日本人的价值判断攘作自家的价值判断了。事实上,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非常大的差距,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行政权力凌驾学术之上,干预学术,僭越学术(深圳大学近年来有进步,教授委员会初具规模,正向教授治校迈进)。

  

  权力干预、僭越学术当然也表现在有关部门对学科、学位点、学术奖的设置管理上。在既有的国情下,教育经费的划拨、重要的人事任免、对课程设置的“指导”等等,大体上都属于正常的学术管理。但是,如果教育部之类的部门利用行政权力把学科人为地划分成多个级别,导致很多大学按“一级学科”来设置学院,什么“文化新闻学院”、“历史学院”、“哲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凭空生出大量本不该有的官位,同时固化学科壁垒,形成与项目、政府奖、“重点学科”等评审挂钩的学科利益集团和利益链(发达国家大学根本不这么做,只设包含多个“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文学院、人文学院或文理学院;这符合文史哲不分家的学科规律,也明显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繁荣,更不会产生权力寻租弊端;对此荒谬做法,目前似乎仅北大有一定程度的抵制),学术如何进步?如果有关部门垄断博士学位点的设置权却又疏于管理,使不少大学博士点徒有其名,而被剥夺学位授予权但实力大大超过已有博点平均水平的单位却资源闲置,学术如何进步?如果管理部门不仅设政府学术奖,而且以强行规定最高政府奖为最高学术奖,而民间组织颁发的学术奖则被贬到无足轻重的位置,学术如何进步?不仅如此,在学术奖的具体运作上,权力的介入也太明显。有论者说:“在评奖评优上,权力的主导性也显露无遗。笔者曾统计过省里和市里的一些社科评奖结果。发现,一等奖中,获奖者几乎清一色的是各个院校的领导;二等奖中,大部分也是有点行政职务的......

  

  不用说,管理是应该的、必要的,但管理不应扭曲为管制。管制的心态必须让位于服务的热情。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权力泛滥所造成的严重弊端。行政权力对我国学术的僭越之多、之大、之细,触目惊心、罄竹难书。怎么办?权力退场。怎么退?去行政化,去官场化。行政化怎么去?对人文学科来说,废除学科分级制;淡化各级政府奖;废除学科点设置权高高在上、层层审批,把权力下放到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机构;废除重大项目制,逐步减少一般项目数量和金额,不再以项目为学术评估之关键要素;向北大学习,只看成果本身质量而非刊物;不再把SSCIA&HCI捧为权威。要下大力气研究国外大学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要不惜成本,优化、强化代表性论著由业内专家评审的已有做法,大大扩展其应用范围,以取代基于项目、刊物分级,以及各级政府奖等的量化评估。官场化怎么去?对文理商法工医农等所有学科来说,要像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那样,行政职务民主选举、轮流担任。这种改革若能推行,必将淡化大学中盛行的官本位心态。不妨首先在院系两级进行,党政职位一年一换或两年一换。最近,北大英语系教师纷纷推掉院长副院长职务,说明部分高校去官场化时机已经成熟。

  

                                                      《社会科学报》2016-03-108